清光绪十七年七月初九日（1891年8月13日） ，李宗仁出生在广西省临桂县（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西乡两江圩柚头村的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农家。李宗仁为三子，因长兄早夭，故实行二，上有一位兄长，下有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同辈以“宗”字排名，父母为其取名宗仁，字德邻；因在本房男性中排行第九，故村里人都叫他“老九”。
李宗仁六岁那年，跟着身为私塾先生的父亲李培英读书。后来进省城新创立的临桂县立两等小学就读。初到城里，衣着不甚入时，举止言谈都带几分乡土气，被城里的同学讥笑为“乡下的傻瓜”；加上数学、英语等新式学科跟不上，考试成绩较差，仅读了两个学期就辍学了。不久后，李宗仁到省立公费纺织习艺厂当学徒，在学了初步技术后回到家中。当李培英从南洋回来后，到李宗仁的姑丈家教书，于是他在姑丈家又读了两年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季，李宗仁参加了广西陆军小学的考试。报考人数不下千余人，只录取一百三十四人。陆军小学发榜时，正取一百三十名，备取十名，李宗仁名列备取第一名。报到时因为没有手表而迟到十分钟，被取消入学资格，第二年（1908年）冬再考才正式进入该校，成为第三期生。在这里，李宗仁学习了最基础的学、术两科，较早地学习了法语，在术科方面表现出较高的天赋，还接受了基本的徒手和持枪训练。这都为他以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广西陆军小学改为陆军速成学堂。李宗仁被编为第二队步科 [76]。他身体健壮，胆大敏捷，个性喜欢驰骋，闲时便以练习骑马为乐，马术在同学中首屈一指。李宗仁学习十分用功，每次考试总在前三名以内，颇为师友所推崇。民国二年（1913年）秋毕业后，他被选拔到南宁将校讲习所，曾任准尉见习官、少尉队附等职。一年后该所停办，李宗仁回到老家。民国四年（1915年）春，应聘在桂林省模范小学任高级班军训教官。但他觉得自己是个职业军人，在文科学堂执教绝非自己的素志，时时想着重返军界。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袁世凯复辟帝制，引发西南各界兴起护国运动。经故旧介绍，李宗仁投入护国军第六军（总司令林虎），在步兵七旅十三团二营任中尉排长，参加讨袁。翌年袁世凯死后，随林虎部转而讨伐粤督龙济光，在此役中负伤，晋升连长。民国六年（1917年）秋，他随军北上入湘，参加护法战争。战后，年仅二十五岁的李宗仁升任营长。
民国九年（1920年）8月，李宗仁参加第一次粤桂战争，在莲圹口一役，他带领全营担任正面主攻任务，冲破天险峡谷，开辟了四会和肇庆的唯一通道。从此，李宗仁声名大噪，以勇敢善战闻名两广。战事告一段落后，广东护国军番号取消，改称粤桂第一路边防军。 [45]
民国十年（1921年），第二次粤桂战争爆发，李宗仁升任帮统，随陆荣廷右翼南路主力军，堵截粤军陈炯明部入桂。在高州一战，桂军被粤军突破，人马杂沓，争过浮桥，纷纷挤落江中。李宗仁幸好身体强壮，奋游上岸，回师解除玉林之围，又升为统领。后来，第一路边防军退至广西的六万大山，司令黄业兴统率主力进驻广东，因李宗仁部均为广西人，不愿随去，便留驻六万大山。之后，他们被陈炯明收编，改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由年尚不过三十的李宗仁任该路司令。
粤桂战争结束后，李宗仁率部驻扎玉林五属。这时，广西各地自治军蜂起，互不统属。他在五县绅商支持下，也将粤桂边防军第三路改称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通电就任该路军总司令。不久，李宗仁的陆小同学黄绍竑率领所部一千余人加入该军，使李宗仁的实力大增，共有人枪三千余。他操持所辖七县的军政大权，一面整军经武，一面修明地方吏治。后来，李宗仁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孰料此即我日后披荆斩棘，削平群雄，统一广西，参与北伐，使八桂子弟足迹远达山海关的起点。”
为了改造旧军积习，提高军队的水准，李宗仁在安排民政人事的同时，集中精力抓紧整饬军纪，培训干部。他在玉林办了一所干部教练所，调本军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前往受训；并招收一些中学毕业青年入学，培训后充任下级军官。另外，还附设教导大队，训练班长以及足以担任班长的上等兵，充实部队的基层干部。
在广西各军互不相属，远交近攻、以大吞小的激烈争夺中，李宗仁则采取“内刚外柔”的策略，与各部势力虚与委蛇，以便养精蓄锐，待机大举。民国十一年（1922年）秋，东山再起的陆荣廷被北京政府委任为“广西边防督办”。他意图乘广西混乱之机，掌握全省政权，取消自治军的番号，明令李宗仁的“第二路自治军”改为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委任李为旅长。李宗仁感到自己“实力有限，未便与陆氏龃龉”，对陆荣廷的任命既不正式接受，也不正式拒绝。同年11月，盘踞桂北一带的沈鸿英统领两万余众，企图收编各处自治军，囊括广西全省，曾派其子前往玉林做说服工作，意欲收编李宗仁为所部师长。李宗仁虽感沈鸿英实力强于自己数倍，但认为其人在桂林，“鞭长莫及，莫奈我何”，便坚决拒绝收编。
民国十二年（1923年）2月，黄绍竑欲乘两广政局纷乱图谋向外发展，打算应沈鸿英密召，前去广州。李宗仁深知黄绍竑是个不受羁縻的干才，便支持他向外进取的要求。同时他告诫黄绍竑说：“冒险犯难是青年革命军人的本色。不过自中山（孙中山）回广州再度组织革命政府后，对沈鸿英的骄横跋扈已严加制裁，相信不久必定爆发战争。此时只可与沈氏及其左右虚与委蛇，一俟战争白热化，沈军不支之时，即乘虚袭取梧州，而与大元帅府所辖粤军相呼应，籍以沟通粤桂革命势力。”黄绍竑深以为然，放弃去广东的计划。不久，沈鸿英果然接受北京政府委任为广东军务督理，随即通电孙中山离开广东，战事遂起。黄绍竑被孙中山委任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立即出师梧州。这时，李宗仁又同前来求援的白崇禧彻夜密谈，论列当前两广全盘局势。他说：“此后彼此应佯作分道扬镳，以免树大招风，遭人妒忌”，“等待他日彼此分进合击，打成一片”。李宗仁还叮嘱道：“此一决策，只让高级干部三数人知悉，其余则严守秘密，以免偾事。”黄绍竑占领梧州后，便独树一帜，自设“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与李宗仁屯兵玉林，互成犄角。同年秋，李宗仁将部队改称为“定桂军”，与黄绍竑约定，分别自梧州、玉林出动，夹击驻防在横县、宾阳、桂平、平南等县的陆云高部。仅历时两旬，未经剧烈战斗，陆云高部便全部瓦解。从 此，李宗仁和黄绍竑就占领了从贵县到广州的整条西江，与陆荣廷、沈鸿英形成鼎足之势。
民国十三年（1924年）初，陆荣廷企图占有梧州，打通自南宁至广东的水路，以驾驭全省，并伺隙进攻广州。他想要委任李宗仁为“前敌总指挥”，东下讨伐黄绍竑。李宗仁认为：“广西绝不可三雄并立。陆要统一广西，则必择沈鸿英或我，先去其一。如与陆决裂，陆必联沈以制我。”于是，他从政略、战略上的利害说服陆荣廷转移目标，以共渡难关。不久，陆荣廷果然亲率精锐数千人北上出巡，师次桂林城郊。沈鸿英受到威胁，挥部星夜疾进，将桂林城合围，双方鏖战三个月，死伤惨重。这时，坐山观虎斗的李宗仁忽然听说二人开始媾和。为阻止他们合力对付自己，他电约黄绍竑到桂平紧急密议，作出“先陆后沈”的决策。5月，他们乘陆荣廷、沈鸿英和议未成之机，从水陆两路分进，合击陆荣廷部，会师南宁。经过一番工作，消除部属异志，两部重新联合，正式成立“定桂讨贼军”。 当“定桂讨贼军”占领南宁后，于谭浩明公馆宴请诸军将领。当众推举李宗仁为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事后向广州大元帅府备案，亦为大元帅府承认。但“讨贼军”中的团长俞作柏怂恿黄绍竑以武力解决李宗仁部，取而代之。白崇禧听后，劝解黄绍竑说：“洪（秀全）杨（秀清）之失败，非曾（国藩）左（宗棠）之功也。洪杨内讧，自毁其事业也。若以占领南宁，即起内讧，我不欲见失败之日，愿卸职他去。”黄绍竑也表赞同。 [81]于是三人继续讨伐陆荣廷残部。9月，陆荣廷通电下野。
11月，孙中山将李宗仁部改编为“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下辖两个军，委任其为督办，兼任第一军军长。黄绍竑为会办兼第二军军长，白崇禧为参谋长。 [1]正当李宗仁准备挥戈讨伐沈鸿英之时，孙中山病危的消息从北京传来，曾拒绝孙中山的要求，不愿充任大元帅府副统帅的唐继尧，忽然通电就职，并拟自滇、黔两省派三路大军，假道广西，前往广州视事。李宗仁见其野心勃勃，态度蛮横，心里不服，便将唐继尧派来接洽的代表拘押起来。为了拒唐东犯，他连夜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利用唐继尧军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的空隙，先讨平沈鸿英，以除后患，再回师合力抵抗唐继尧军。
几天之后，沈鸿英以“建国桂军总司令”名义，指挥大军出发。李宗仁抓住机会，采取“迅速捕捉其主力而歼灭之，不在争一城，夺一地”的策略，集中主力，实施总攻击。经过数日激战，沈鸿英部全线崩溃。沈鸿英在逃遁之前，约集桂林绅商话别时说：“我沈鸿英十余年，带兵数万，横行桂、湘、赣、粤四省，谁亦莫我奈何，初不料今日竟败于几个排长出身的小子之手。”
正当李宗仁讨沈军情紧急之时，唐继尧令其号称“建国军”的滇、黔两省部队约六万余人，分三路东下。广州大元帅府发出通电，声讨唐继尧，并先遣驻粤的滇军范石生部入桂增援李宗仁。经过昆仑关和沙埔两大战役，唐继尧部在7月溃退回滇。
李宗仁和黄绍竑、白崇禧合作，不出三年时间，消灭陆荣廷、沈鸿英等部，击退唐继尧东侵之师，将得势享名的陆荣廷、沈鸿英、谭浩明等一一剪除，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秋统一广西。 [45]后来黄绍竑回忆道：“新桂系的统治，从此开始。”广西的统一，结束了长期战乱，有利于广西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发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李宗仁统一广西的同时，广东经过二次东征也初告统一。民国十五年（1926年）初，双方通过会晤，两广正式统一于国民政府号令之下。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李宗仁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3月间，李宗仁等宣布将广西统一于广东革命政府。广西两个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为军长，黄绍竑为党代表，白崇禧为参谋长。
同年春，湖南人民掀起讨“吴（佩孚）驱赵（恒惕）”运动，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参加“驱赵”，与直系军阀吴佩孚部作战失利。5月，李宗仁应唐生智之请，派钟祖培旅入湘增援，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1]当时蒋介石忙于打压共产党，和汪精卫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广东政府一片内乱，无心北伐。李宗仁遂赴广州游说蒋介石。这是二人的第一次见面。李宗仁滔滔不绝陈述北伐利害，蒋介石则半天才说了一句：“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最后又支支吾吾地说：“你和他们（指广东政府的其他势力）说说看。”随后，李宗仁先后拜见谭延闿、程潜和苏联顾问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均未获明确支持，最终他说动了李济深。二李在政治会议上慷慨陈词，国民政府终于在7月宣布出师北伐。 [5]随后李宗仁率领第七军的十二个团，共两万余人，分成第一、二路军，先后入湘，会同李济深的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进入湖南，会同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讨伐吴佩孚。当时，两湖是北伐战争的主战场。正在向冯玉祥国民军进攻的吴佩孚，闻知两广派兵援湘，遂将北军精锐南调，以宋大霈为第一路司令，担任正面作战；王都庆为第二路司令，担任右翼临澧、常德一带防务；唐福山为第三路司令，率谢文炳师担任左翼作战；以鄂军夏斗寅旅加入贺耀祖、刘金州等部进入湘西，第四路司令董政国率两个旅为总预备队。一时大军云集，大战迫在眉睫。7月4日，第七军的第二路军指挥官胡宗铎、第四军的陈铭枢、张发奎师和唐生智部，三路大军同时向吴佩孚军发动攻击。11日，克复长沙，北伐军一举成名，震动全国。李宗仁所部也成为北伐军的一支劲旅。随后，北伐军和北洋军相持于汨罗江两岸，双方都在作第二期作战准备。 直捣武汉，底定江西 主词条：武汉战役、江西战役
民国十五年（1926年）8月12日，李宗仁参加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长沙召开的军事会议，讨论北伐第二期作战的战略计划。当时，北洋军阀的三个主要派系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的实力，拥有百万以上的军队；而北伐军的基本力量仅有十余万人。若要扫荡军阀，统一全国，则必须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但关于首要进攻目标，众人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对湖北暂取守势，将主力移向江西，对孙传芳取攻势，旨在巩固广州革命根据地。李宗仁竭力主张乘吴佩孚部南北疲于奔命之时，速战速决，分割围歼，直捣武汉。然后以大别山、桐柏山为屏蔽，扼守武胜关，北可进窥中原，直取幽燕；东则沿江而下，底定东南。会议同意了他和唐生智等人的作战提案，决定先攻武汉，对江西方面采取监视态势。参加会议的苏联顾问加伦（即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在会后闲谈时询问李宗仁从汨罗江出发，打下武汉的时间。李宗仁回答说：“我看有十四天的功夫，便可打到武汉。”加伦不以为然，认为要四十天，还以两打白兰地酒为赌注，打起赌来。结果，北伐军只用了十二天，就打到武汉。
在攻打武汉战斗中，李宗仁为右纵队指挥官。8月19日，他率领四、七两军，循武长路齐头猛进，强度强渡江，夜袭汀泗桥（参见词条汀泗桥战役），进逼武昌的门户贺胜桥。自汀泗桥失守后，吴佩孚急忙从武汉率师南下，亲自指挥固守这个战略要地。他将亲率的第十三混成旅、陈嘉谟的第二十五师、刘玉春的第八师等精锐部队，设防于桥前高地杨林垱、王本立一线，兵力不下十万人；还配有铁甲车和山炮、野炮数十门，重机枪二百余挺，纵深构筑工事，凭险据守。这时，北伐军前方高级指挥官也聚集于咸宁县商讨进攻之策，决定由李宗仁直接指挥作战，唐生智率第八军为总预备队，并调第八军何键师自嘉鱼渡江，绕攻汉口、汉阳，从背后攻击吴佩孚军。29日，李宗仁令第四军沿铁路挺进，直逼贺胜桥正面；第七军从咸宁东北出发，由王本立攻击贺胜桥以东地区，夏威率两个旅为右翼，胡宗铎率两个旅为左翼，与第四军并肩齐进。吴佩孚部队在北洋军阀中素以能攻善守享有盛名；而第四、七军是北伐军的中坚，双方都以最大的本钱作孤注一掷，战斗十分惨烈。北伐军正值士气旺盛，倾全力向正面战场冲击，守军全线动摇。吴佩孚见情势危急，亲率卫队、宪兵队、军官团、学生队到桥头督战，以壮声势；又排列机关枪、大刀队于桥头，射杀畏敌退却者；还手刃旅、团长十数人，悬其头于电线柱上。但北伐军越战越勇，锐不可挡。吴佩孚军溃兵因后退无路，被迫向督战的大刀队发起反冲锋，最终全线溃败（参见词条贺胜桥战役）。
就在此时，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在江西与孙传芳军相持不下，于是第七军在9月又参与了北伐军三路东进讨伐孙传芳的作战。李宗仁率领第七军为左翼，自鄂城、大冶一线入赣，沿长江南岸东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挫若溪、德安、王家铺的强敌，先后歼灭孙传芳部的精锐谢鸿勋师和第三方面军的卢香亭部，击溃孙传芳部第五方面军的陈调元部约三师部众。但经过三次大战，两万多人的第七军死伤超过四千人，基层干部伤亡三分之一，折损两名团长和一员机关枪大队长，元气大损。11月初，在稍事补充后，李宗仁又担任左翼指挥官，率领第四军、第七军等部，继续肃清赣北孙传芳部。在程潜所率第六军的协同下，经马回岭、涂家埠等战斗，相继克复九江、南昌。孙传芳逃回南京，北伐军遂底定江西。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李宗仁被蒋介石任命为中路江左军总指挥官，统领第七、十、十五军，沿长江东下攻取安徽，直抵安庆，陈调元举部二万余人附义。这时，白崇禧也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到达上海。
这时，国民政府内部矛盾逐渐暴露，随即发生了“中央北迁问题”和“反蒋运动”。李宗仁认为，中央迁往武汉是大势所趋。但军队调遣，继续北伐，则应绝对服从总司令的指挥。他对蒋介石表示：“大敌当前，不听指挥即等于自杀。”他同鲍罗廷交谈时也说：“蒋总司令缺点是有的，但是无论怎样，我不主张打倒他。”
李宗仁虽然顺应潮流加入了国民革命行列，但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运动。他先制造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的“东兰农案”，到下半年又迫害梧州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李宗仁对迅猛发展的工人运动视为“越轨闹事”。民国十六年（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李宗仁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对于武汉国民党左派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斗争，认为是“同室操戈”，主张“顾全大局，尽量忍让”。3月下旬，李宗仁到南京，视共产党和工农运动为“心腹大患”，对上海高涨的革命气氛忧心忡忡，认为“如不加抑制，前途不堪设想”。这时蒋介石正在布置“清党”，他对蒋介石说：“我看只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并主动提出将第七军一部调到南京附近，以“监视沪宁路上不稳的部队，使其不敢异动”。经蒋介石同意后，李宗仁立即电令夏威、胡宗铎两个师，自芜湖向南京进发，作为初期“清党”的部署。
同年4月，李宗仁受任第一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后任第三路军总指挥）。7月15日，武汉汪精卫集团也叛变革命，蒋汪二人虽然在反共上一致了，但互争正统，斗争仍十分激烈。武汉方面布置东征讨蒋，要求蒋介石下野。这时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已将第七军扩充为第七、第十三、第十九三 个军，在蒋汪斗争中举足轻重。新桂系早有问鼎中原的野心，他们利用蒋介石在徐州作战失利和为武汉所憎恨的时机，联合何应钦，以宁汉合作压制蒋介石，指责他“不宜用个人地位而牺牲党国大计”。蒋介石只能于8月13日宣布下野。但这时北洋军孙传芳、张宗昌陈兵江北，随时准备南渡，武汉东征军仍在向下游移动，为摆脱困境，李宗仁作出拥汪姿态，要求武汉停止东征。他亲赴庐山，欢迎汪精卫和武汉政府其他领导人赴南京“柄政”。7月25日，他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及军事厅厅长 [76]。8月，李宗仁与何应钦所率第一军相策应，在栖霞、龙潭一带，与北洋军展开激烈交锋，终于将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击败。至此，南半个中国得以平定。击败孙传芳部队，稳定了南京政权后，李宗仁等同“西山会议派”控制了9月15日组成的宁、汉、沪合作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使汪精卫通过宁汉合流攫取党政实权的企图落空。汪精卫返回武汉后，策动唐生智反对特委会。10月，李宗仁任南京国民政府西征军第三路总指挥，发动西征讨唐之役，乘胜收编了唐生智部，获得了两湖地盘。11月，蒋介石从日本回国，联合汪精卫进行复职活动，谋求合作打击桂系势力。由于蒋介石的复职还得到晋系首领阎锡山、冯玉祥等实力派支持，李宗仁不得不表示拥护。尔后经过民国十六年（1927年）底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初的粤桂战争，新桂系的势力从广西伸展到广东。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从新桂系手中夺回了最高统治权，但桂系仍据有两湖和两广地盘。蒋李关系表面缓和。3月，李宗仁任中央政治会议武汉政治分会主席。4月初，国民党军队继续北伐，第四集团军沿京汉线北上。李宗仁将收编的唐生智部编为第十三路军，交由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领，一直打到天津至山海关一带。李宗仁自己坐镇武汉，控制两湖。6月，北伐作战结束。10月24日，蒋介石改组南京政府，李宗仁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
北伐军事结束后，蒋介石召开编遣会议（李宗仁任国军编遣委员会常务委员及编组部主任，后兼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 [76]），引起各实力派强烈不满。李宗仁掌握的桂系军队，通过西征讨唐和继续北伐两次战役，兵力扩充到二十万人，地盘已由广西发展到冀东，南北遥相呼应。他设第四集团军总部于武汉，虎视长江下游，威胁着蒋介石的统治。 [1]李宗仁反对蒋介石这个交换了兰谱的异姓兄弟先行对付冯玉祥的建议，认为“冯氏统兵十余万，下面每一统兵将领都是一个冯玉祥。一个冯容易对付，无数个冯就难对付了。冯氏今日的作用，正如一串制钱上的‘线索子’。有这线索子在，有事便拿着这索子一提即起。一旦这索子断了，钱散遍地，捡起来可就麻烦了”。而这时为争夺湖南地盘，蒋桂矛盾激化。蒋介石见李宗仁不“同心”，便对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暂采取怀柔敷衍政策，转而对付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
随后，蒋介石重新起用唐生智，令其策动在冀东的旧部叛离白崇禧，使桂系在平津的势力首先瓦解；又以调停湘事将广东的李济深骗到南京，拘留在汤山，以此拆散粤桂联盟。同时，他秘密将大批武器，取道江西，运往湖南，接济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暗中作好对付第四集团军的准备。后来，何键亲赴武汉告密，说中央部署已定，对武汉用兵如箭在弦上，第四集团军似应采取自卫行动。当时，李宗仁在南京，他部下的三个军长夏威、胡宗铎、陶钧得报后，至为焦急，深觉“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便对鲁涤平采取军事行动，这就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发生的“武汉事变”。3月2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讨伐李宗仁，并免去其本兼各职，又在次日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开除李宗仁、白崇禧的党籍。他亲自坐镇九江指挥，令刘峙等率大军数十万，水陆两路，沿长江西上，直捣武汉；又派遣俞作柏、郑介民潜入武汉，分别活动夏威部的师长李明瑞、杨腾辉倒戈。面对蒋介石的大军，桂系军队也以夏威为总指挥，拟在武汉外围抵御。不料夏威忽患白喉，临时将前线指挥交李明瑞负责。李明瑞在黄陂召开前线指挥官军事会议，当各师、旅长齐集后，便即席宣布“服从中央，反对胡、陶”的主张，立即将与会指挥官拘留。夏威等人见状，决定放弃武汉，率部向荆州、沙市、宜昌一带退却。刘峙等部进占武汉后继续追击。夏威等见大势已去，于4月21日联合通电下野，其余部队全被刘峙等部包围缴械。紧接着，蒋介石又命令各路大军向广西合围。
在这之前，李宗仁已从南京逃回广西梧州，与黄绍竑、白崇禧共商应急之策，由黄绍竑出面，向国民党中央通电，要求休兵。但蒋介石命令黄绍竑把李宗仁、白崇禧解送南京，将广西的第十五军缩编为一师一旅。李宗仁见休兵无望，便作出“先下广东，剪除牵制，再和蒋氏周旋”的决定，命黄绍竑、白崇禧率第十五军兼程东下，攻打广州。随后，自己便前往香港。5月中旬，黄绍竑、白崇禧败退回到广西，将部队悉交师长吕焕炎指挥，从南宁出走越南，不久也转到香港。蒋介石命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为广西区编遣主任，统一广西全省。 [45] 中原大战，桂粤息争 民国十八年（1929年）10月，李宗仁从香港乘船，经海南岛，抵达西贡，二十天后折返海防。这时，李明瑞、俞作柏因联合张发奎反蒋，被南京国民政府免职，改任吕焕炎为广西省主席。但吕焕炎声望不符，不敢马上就职。广西军界及民众团体便派代表前往海防，邀请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回桂主持军政大计。秋冬之交，李宗仁取道广州返回南宁，与先潜回广西活动的黄绍竑、白崇禧会合，伺机再起。
此时，冯玉祥、阎锡山为反对蒋介石，采取联合军事部署。李宗仁遥相呼应，即在南宁成立“护党救国军”，自任总司令，黄绍竑任副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辖第三、八两路军。
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国民党各派反蒋人士在北平发起召开“扩大会议”，会商准备组织新的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实行军事改组。李宗仁派叶琪、胡宗铎等代表前往参加。3月15日，鹿钟麟等五十多名国民党将领联合通电全国，推举阎锡山为全国陆海军总司令，李宗仁与冯玉祥、张学良（奉系首领）为副司令。4月1日，李宗仁和冯玉祥分别于所在地联衔通电就职，并将广西的第三、八两路军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方面军”，李宗仁自任总司令，下辖第一、二、三路军。
同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李宗仁决定放弃广西根据地，挥军入湘，北上攻占武汉，与冯玉祥、阎锡山会师中原。22日，他将部队集结桂东，分三路秘密入湘，很快占领了衡阳、长沙、岳州，前锋已入湖北，预计一星期后即可攻占武汉。正当他挥师继续北进时，其后路交通重心衡阳突然被粤军蒋光鼐部所占，部队被腰斩，首尾不能相顾。这时，李宗仁面临两种抉择：（一）以破釜沉舟的决心直取武汉；（二）回师会攻衡阳，待占领衡阳后再继续北进。最后，他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将部队自长沙一线南撤，围攻蒋光鼐于衡阳。但因给养中断，军心涣散，加上缺乏重武器，久攻不下，而粤军的增援部队云集。6月底，双方在湘南展开激战。尽管李宗仁亲赴前线督战，终以缺粮，无法维持，不得不将部队撤回广西。
为应付广西当前危局，李宗仁以柳州为发号施令中心，整顿部队，择要固守。在战略上对湘、粤军取守势，令白崇禧、黄旭初率领部队，向占领南宁的滇军卢汉部进行夹击，将滇军驱逐出境。正当他举部合击侵入桂境的粤军时，广东与南京间发生矛盾，蒋介石借助中原大战胜利的余威，企图利用“约法”，出任总统。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因反对“约法”被幽禁在汤山。粤籍国民党中委对蒋介石的独裁不满，纷纷南下集议广州，以陈济棠等实力派为主， 策划反蒋援胡。因此，桂、粤两军通款言和，李宗仁将梧州以西和平收复。
民国二十年（1931年）5月，不愿与南京合作的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委，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李宗仁应约参加，被选为委员。会议决定在广州成立新的国民政府，通电蒋介石下野，并将粤、桂两军改编为第一、四集团军。陈济棠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秣马厉兵，准备入湘，北上讨蒋。蒋介石也调兵遣将，准备在湘、赣一带堵截桂、粤两军。这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各界纷电宁、粤双方息争对外，蒋介石被迫通电下野，广州方面也撤销国民政府。11月，李宗仁、白崇禧的国民党党籍被恢复，李宗仁还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在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由陈济棠和李宗仁分掌实权，形成对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政府半独立局面。他一面长住广州，和陈济棠协议维持西南治安；一面同白崇禧合力整顿桂局，作抗日的准备。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6日，李宗仁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28日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3月，兼任南宁绥靖公署主任。4月，兼任第九路军总指挥。6月，任驻广西军队总司令。
在此期间，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对西南半独立采取了容忍态度。李宗仁也曾派兵入赣，协助蒋介石“剿共”。红六军团和中央红军长征路经广西北部时，李宗仁曾派廖磊率第七军一直跟到贵州都匀。为保存实力，该军未同红军发生激烈战斗。 [1] 连挫日军
为着手治理国民党内争给广西带来的疮痍，李宗仁首先精简省内军民两政，自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司令。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他召开广西省“扩大党政军联席会议”，制订了“广西建设纲领”。在全省实施“寓兵于民”政策，“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培养民众“自卫、自治、自给”的能力。同时，一面向外国购买枪械，一面建立兵工厂，以谋自给，并积极扩建空军（具体内容参见“主要影响-军政建树”部分）。 早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前后，日本曾多方派人拉拢李宗仁，各界要员到广东李宗仁私宅访问的有一百多人。李宗仁利用这个机会与日本军人和知鹰二中佐成为好友，还认识了翻译何益之，并策动何益之做了中方的情报员。抗战爆发后，何益之为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提供了大量情报。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4月2日，李宗仁与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何应钦、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一同被授予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同年12月31日，兼任湘桂黔边区“剿匪”总司令。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李宗仁发表《焦土抗战论》，讨论抗日战略。他分析了当时中国工业、交通的落后状况，指出：“从战略方面说，若日本侵略者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故敌人利在速战速决”。“但吾人必须避我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众民，山川险阻等条件，作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则实行坚壁清野”，“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于泥沼之中”。 [45]6月1日，李宗仁和陈济棠联合发动了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他们通电请中央领导抗日，并将所属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李宗仁分任总、副司令，出兵湘南，准备北上。蒋介石对陈济棠的部下实行分化、收买，使这次行动在广东迅速失败；继后又在7月10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通过决议，撤销了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 [1]7月15日，国民政府电令白崇禧立刻出洋考察，李宗仁调往军事委员会任职，实际上要将二人赶出广西，李宗仁公开抗命。蒋介石调集各路军队围困广西，而广西也全省动员誓死一拼。由于桂系在舆论上占领正义立场，东北军、西北军、共产党都通电声援广西。最终，双方各退一步，蒋介石做出抗日承诺，李宗仁宣布服从中央共同抗日，于7月13日被特派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25日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 [96]。有观点认为，他率桂系与国民政府陈兵对峙，是“假抗日，真反蒋”。虽然无从考证李宗仁当时的动机究竟如何，但他确实是“逼蒋抗日”最稳定、最坚决的力量之一。同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李宗仁等十六人通电全国，主张和平解决兵谏，建立抗日政府。 [6] 徐州克敌扬威 主词条：徐州会战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2月，李宗仁任第五路军总指挥。 [76]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爆发。10日，蒋介石电邀李宗仁、白崇禧赴庐山共商抗日大计。李宗仁等积极回应。16日，李宗仁发表《对日抗战重要谈话》，指出：“唯有对日立即应战，我们的民族才有生路，唯有立即发动全民族总动员的对日战争，才能应付日本当前的侵略。”20日，他与白崇禧、黄旭初联名通电全国，表达了桂系和广西民众抗战到底的决心。9月19日 [96]，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广西部队整编完成并挥师北上。10月10日李宗仁离开桂林奔赴南京，11月12日赴徐州组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正式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津浦线防御战，其辖区包括山东全省和长江以北江苏、安徽两省大部（1938年1月26日起又兼任安徽省主席、安徽省保安司令 [76]，直到10月由廖磊接任）。这时，淞沪会战失败，上海已失，南京危在旦夕。他从战略上判断：“京沪战事一旦结束，津浦线必然是敌人攻击的次一目标。”并根据对形势的分析，提出抗战的战略重点是“以空间换取时间”。 [1] [16] [45]
李宗仁刚到徐州时，居民迁徙一空，市面萧条。为了安定人心，他每天清晨或午后，都要骑着马在街道上巡视一番。此时，他的心情虽然极其沉重，但却故作悠闲。市民见司令长官尚有如此闲情逸致，相信战局可能稳定，遂相率回市，开店复业，市面恢复繁荣。随即，他组织抗战青年团，发动民众抗日运动。
同年12月13日南京保卫战失败后，中日战争的主战场转移到以徐州为中心的黄淮地区。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日军为迅速打通津浦线，便以津浦线南段的第十三师团从滁县（今安徽滁州）北犯；津浦线北段的第十师团自济南沿铁路线南下，第五师团沿胶济线东进，与海军会师青岛，转而南犯。三路大军以猛虎扑羊之势，向徐州夹攻。李宗仁深知自己的部队难与日军相火拼，他抓住日军骄狂的弱点，运用手中兵力与日军展开运动战，“敌进我退，敌退我打”。李宗仁先调庞炳勋军团与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在临沂与第五师团（坂垣师团）激战五昼夜，打破了该师团与第十师团（矶谷师团）会师台儿庄的计划。3月23日，第十师团自峄县循津浦线临枣支线而下，直扑台儿庄，在滕县遭到第二十二集团军邓锡侯部的阻击，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率部死守滕县城，与日军血战三昼夜，迟滞其进展，为中国军队增援赢得宝贵时间（参见词条明光抗日阻击战、滕县保卫战、临沂战役）。以上诸次战斗成为台儿庄大战前的序幕战。
台儿庄位于山东南部峄县境内，靠近津浦、陇海两铁路线的交叉点，西临微山湖，西南连运河，东西是三角形山地，为水陆交通要道，是徐州的重要屏障。3月17日，日军第十师团在攻占滕县后，不顾其左翼第五师团被阻，也不待蚌埠方面援军北进呼应，孤注一掷地向台儿庄扑来，以期一举而下徐州，夺取打通津浦线的首功。李宗仁侦知日军的意图之后，正确分析敌情。他抓住日军急于打通津浦线的骄狂心理，定下了“固守台儿庄及运河一线，诱敌来犯，断敌后路，相机实施反包围，聚歼日军”的作战方针，先令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的第二十七、三十师，布防于运河一线及台儿庄以西；以第三十一师主力固守台儿庄，以一部于台儿庄东西两侧支援核心阵地作战；将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部署于向城、洪山镇一线，阻击北面日军，并相机让开津浦路正面，诱敌深入，待日军主力进到台儿庄时，即南下袭击其侧背。 [45]
3月24日，日军第十师团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开始猛烈围攻台儿庄。第三十一师官兵英勇抗击，以灵活的战术，同日军周旋。27日，日军主力全被吸引于台儿庄附近。李宗仁见时机成熟，即令第二十军团以一部监视当面日军，主力迅速南下围歼台儿庄的日军。28日，日军对台儿庄的攻击更加猛烈，战斗形势越来越艰难。李宗仁命令所属部队，坚持到最后胜利。守军第三十一师的全体宫兵奋勇抵抗，与日军展开肉搏，坚守了阵地。此时，李宗仁严令第二十军团，以主力攻击台儿庄以北日军的侧背。31日，为策应被困在台儿庄的日军，在临沂受挫的日军第五师团以沂州支队再攻临沂，被守军第五十九军、四十军击败。随后，日军又以板木支队和沂州支队星夜转到爱曲方面，驰援台儿庄，企图解第十师团之危。该部日军先被汤恩伯部所阻，继则进入包围圈。4月4日，中国空军对敌轰炸，李宗仁指挥守军全线进攻，内外夹击台儿庄附近的日军。经激战至7日凌晨，歼灭第十师团大部和第五师团一部，日军残部窜逃峄县。
在台儿庄战役中，日军两个师团约三万人，被歼一万余人；中国参战部队牺牲三万人。 [56]此役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是中国进入全面抗战以来在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胜利 [16]，大大振奋了民族抗战精神 [1]，成为抗日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45]。李宗仁说：“台儿庄一役，是我国抗战以来一个空前的胜利，也是日本新式陆军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惨败，使日本侵略者对我军另眼看待。” [59]胜利消息传来，举国欢腾，武汉行都十万人大游行庆祝，民众高举李宗仁与白崇禧（时任副总参谋长，奉命前来协助作战）的放大相片 [54]。李宗仁因此成为颇有影响的抗战将领 。
日军在台儿庄受挫后，其统帅部深知徐州不可轻取，如果不调集重兵四面合围，难以打通津浦线。于是在4月间，自平、津、晋、绥、苏、皖一带，增调精锐部队十三个师团，共三十万余人，配备各种重武器，辅以飞机数百架，采取南北对进、侧翼迂回的战法，分六路向徐州实行大包围，企图速战速决，歼灭第五战区野战军主力。这时，第五战区加上增援部队也不下六十万。李宗仁认为：“我方在徐州一带平原，聚集大军数十余万人，正是敌方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最好对象”，“以我军的装备，只可相机利用地形条件，与敌人作运动战”。为避免与优势的日军作消耗战，当各路日军向徐州步步合围时，他令所部各路守军在稍事抵抗后，便可择机撤向山区、湖沼地区，进行“化整为零”的游击战。在力量不济的情况下，中国军队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放弃徐州，但取得了歼敌三万余人的战果。 [45]
至此，李宗仁充分运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与南北两路日军周旋超过五个月，粉碎其迅速打通津浦线的计划。
徐州会战后，李宗仁指挥所部六十万大军主动撤离徐州，迅速、有序地向西转移，投入武汉会战。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李宗仁所部二十三个军的兵力负责在长江以北对日作战（李宗仁因在护法战争时于湖南作战牙床为流弹所伤，碎牙未曾取出，日后亦未彻底医治，此时旧伤复发，入院治疗，故从7月中旬至到9月，由白崇禧代理指挥 [82]）；廖磊率领的第二十一集团军为中央兵团，布防于太湖、潜山西北山地，相机南下侧击西犯的日军；孙连仲的第三兵团为左翼兵团，控制大别山北麓与淮河之间，防止日军迂回武汉之北；李品仙的第四兵团为右翼兵团，在大别山南麓丘陵一带，遏制日军的进攻；韩德勤的第二十四集团军担任敌后游击；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为第二线兵团，策应一线作战。在武汉外围，逐次抵抗日军的进犯。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半月，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日军速战速决的军事图谋被彻底粉碎。 [16]
武汉沦陷后，李宗仁和其统率的部队转战在豫鄂地区桐柏山、大洪山及大别山区一线。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秋，移师鄂西北重镇老河口，转战鄂豫皖地区，袭击平汉铁路线上进犯的日军；牵制武汉三镇外围日军，护卫川陕后方。在豫南鄂北的土地上，李宗仁带领第五战区官兵浴血奋战，指挥了随枣会战、抗日战争冬季攻势、枣宜会战、襄东战斗、鄂东战斗、豫南鄂北会战、皖东扫荡、大别山战斗，两次策应长沙会战，牵制了大量日军，粉碎其纵深推进、图取西北的阴谋，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2月，蒋介石顾忌桂系势力的发展，将李宗仁调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一、第五和第十战区（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嫡系将领刘峙递补） [79]。但汉中行营是个架空机构，并无实权 [1]。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宗仁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 [45]，第二年（1946年）9月改称国民政府北平行辕主任。他支持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曾在该年10月调傅作义部攻占了张家口。但他对北平的学生运动没有硬性镇压，和教育界人士关系较好。由于他“弭息学潮”“礼遇贤士”，被认为政治作风比较开明，“有儒将之风”。
民国三十六年（1946年）11月，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次年（1947年）初，国民政府声称从速召开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这时，正值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国民党军处处失利，解放军已打进国民党统治区，美国政府对蒋介石越来越感到失望。7月23日，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特派代表阿尔伯特·科蒂·魏德迈来华，对国民政府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8月24日，魏德迈在黄埔路官邸蒋介石所设的欢送茶会上，向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指责蒋介石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辩”，并声称：“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半个月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又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一份报告，说：“象征国民党统治之蒋介石氏，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有目之以过去的人物者。……李宗仁之资望日高，彼对国民政府无好感的宣传，似不足置信。”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0月，李宗仁决定参加副总统竞选。开始，桂系首要人物白崇禧、黄绍竑等不了解其竞选的政治背景，认为成功的希望很小，如果硬要竞选，势必引起李宗仁、蒋介石之间的严重磨擦，于是黄绍竑与程思远等人先后飞往北平劝说李宗仁打消此念，但均未奏效。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李宗仁在北平中南海对新闻记者首次发表竞选副总统的谈话，并在南京成立竞选事务委员会，正式参加竞选。蒋介石把李宗仁的参选视为插向他心脏的“一把利刃”，于是在同月16日召见孙科，支持他出来竞选副总统。这就使得李宗仁的处境大为不妙。当时，副总统的竞选者还有于右任、程潜。针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又作出特别决定，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应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并派“CC系”的陈立夫负责国民大会的党团干部会议，所有国民党籍的国民代表都要受其约束，违反者予以党纪制裁。4月3日，蒋介石召见李宗仁，说：“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孙哲生（孙科），希望你顾全大局，退出竞选。”李宗仁不听蒋介石的“劝告”，当日就和于右任、程潜建立竞选副总统的联合战线，一致反对候选人由党内提名的决定。他们的行动，还得到了与“CC系”素有矛盾的复兴社、三青团地方干部的广泛支持。白崇禧、黄绍竑、李品仙、黄旭初等也助其竞选。
4月23日，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开始。前两次投票结果，李宗仁得票都是领先，孙科次之，程潜第三。但因没有一人所得票数超过代表总额的一半，依选举法规定，必须继续进行选举。在这紧要关头，蒋介石召见贺衷寒、袁守谦，要挟他们把为程潜争得的所有选票全部改投孙科，却遭拥护程潜方面的拒绝。李宗仁也连夜召集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程思远等商议，最后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对策。第二天，李宗仁、程潜在南京各报发表放弃竞选的声明，披露这次国大选举副总统存在着某种压力，使各代表不能本其自由意志投票。二人放弃竞选的行动激起了其支持者的愤懑情绪，纷纷罢选，致使国民大会不能如期举行。孙科处境尴尬，被迫放弃竞选。蒋介石看到选举将要流产，只好请白崇禧劝说李宗仁重新出来竞选。29日的第四次选举结果，李宗仁以1438票的微弱多数（仅比孙科多出100多票）战胜孙科，当选国民政府第一届副总统 。
李宗仁竞选胜利后，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更加激化。事隔一个多月，蒋介石就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之职，调离南京总统府，任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的夫人马佩璋有一天对程思远板着面孔说：“你同邱毅吾（邱昌渭）做了一桩好事：把德公选为副总统，而把我们健生拉下台了。”开始，白崇禧拒绝接受此项任命，跑到了上海。后来，黄绍竑奉蒋介石之命，前往上海做劝说工作。黄绍竑开门见山地对白崇禧说：“人家说你是‘小诸葛’，现在我看你这个诸葛亮，实在太不亮了。这些年来你在南京，不过是笼中之鸟。既然蒋介石要放你出去，你何不借此机会远走高飞。你到武汉之后，把广西部队掌握在自己手里，一到时机成熟，就可以制造形势，迫蒋介石下台，让德邻出来代理总统，开创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岂不是一举而数利吗！”白崇禧一听此说，随即回南京，同李宗仁商谈后，于6月底到汉口就职。
在李宗仁就任副总统的这一年，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且这种变化还在进行之中。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0月，也就是长春解放的关键时刻，司徒雷登针对蒋介石集团面临土崩瓦解的恶劣情势，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第二项即“是否可建议委员长退休，让位与李宗仁”，并悄悄地进行和谈活动，以期借此逼迫蒋介石下台。
不久，白崇禧也从汉口发出“亥敬”电，呼吁蒋介石与中共恢复和淡。电云：“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30日，白崇禧又向蒋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蒋介石面临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条战线上的重大挫折，不得不开始从财产转移、人事安排等方面作下野准备。这时，他召见吴忠信说：“观察最近内外情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过渡。你的任务是拉德邻上轿，等到任务完成了，去留由你决定。”并任命其为总统府秘书长。
这年除夕，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设晚宴，邀请国民党中央常委和其他军政要员吃“团圆饭”。他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并不时地用探询的目光看看李宗仁，而李宗仁却不动声色。蒋介石大为恼火，待张群把《文告》读完后，便直接询问坐在身旁的李宗仁对《文告》有什么意见。李宗仁回答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声称“引退”。其实并没有下野的准备。司徒雷登看到蒋介石发表《文告》后，迟迟不肯下台，非常焦急。1月17日，司徒雷登秘密前往李宗仁在傅厚岗的官邸商议对策。还没有落座，他就气急败坏地说：“蒋介石先生也太不识时务了。做为一个绅士，我简直为他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感到羞惭。《文告》发表半个多月，可他还是赖在总统的位置上，不肯滚蛋。”李宗仁采取“欲擒先纵”的策略，显得对于此事不十分热心，只是说：“大使先生对中国的局势十分关怀，这是国人所共知的。至于蒋介石总统的进退，也只看局势的发展，听其自然。”
1月21日，蒋介石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李宗仁对这个“代”字极为不满，声称“名不正，便不就职”。白崇禧也说：“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但法律权威的结论是：“蒋先生辞职未经国民代表大会批准，李副总统继任总统也必须由国民代表大会追认，在法律手续未尽之前，李先生只是代行总统职权！”李宗仁无可奈何，于22日就任代总统，并在文告中说自己“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决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关于蒋介石“引退”的原因，董显光在所著的《蒋总统传》直言：“（蒋介石）如再坚持，广西军队将采取军事的措施，它将退出武汉地区，让长江一线开放给中共军。蒋总统认为没有此举，将使整个局势不可收拾，遂决意自己引退，给予广西派一个自己试验的机会。”
这时李宗仁的最大愿望，就是企图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因此，他一上台，就积极进行“和谈”活动，以延缓国民党政权的垂亡。同时整顿军队，加强实力，与解放军隔江对峙。然而，这仅仅是他个人的如意算盘。蒋介石下野之前，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引退”后，他在家乡溪口建立电台七座，控制国民党的军政事务。
李宗仁上台的当天，为了表明企求“和平”的诚意，电邀李济深、章伯钧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同时指示行政院作出决议，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为和平代表。1949年1月23日，他听到中共广播关于和谈四条声明后，于第二天又指示行政院办理“七大和平措施”。但行政院表面上都接受，实际上敷衍塞责，并以“政治重心不受军事上的威胁”为由，决定迁往广州。27日，李宗仁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请迅速指定和谈代表与谈判地点，并称南京“政府业已承认，以贵方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李宗仁试图以自己的“法统”地位来对抗蒋介石的“党统”控制，承认以“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一事，事前并未提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委员联席会议讨论。结果其电报发出后，溪口即有长途电话同行政院长孙科接触。第二天，内阁要员就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这时，蒋介石又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移往广州举行，以便与行政院密切联系。这样，把李宗仁孤立起来，使其不能代表南京国民党政府与中共进行和谈。在此期间，李宗仁为落实“七大和平措施”，释放“政治犯”，曾先后以“代电”和亲笔信指饬参谋总长顾祝同负责释放张学良、杨虎城，而顾祝同却把这一事推给陈诚、张群，结果二人也顾左右而言他，使此事不了了之。
不久，解放军经过淮海战役后，已逐渐迫近长江北岸。2月，国民政府国防部召开江防紧急会议，李宗仁等主张将主力自南京向长江上下游延伸，江阴以下江面辽阔，不易强渡，可不必用重兵防守。而掌握实权的江防司令汤恩伯，声言此方案“大违总裁（蒋介石）意旨”，要将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并说：“这是总裁的方案，我必须执行！”有的人认为这是自杀政策，在战略及战术上均属下策，与其争辩。汤恩伯却说：“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怎么做便怎么做！”说着，把文件一推便冲出会场，扬长而去。李宗仁望着何应钦、顾祝同说：“这局面如何收拾？”
在经济方面，李宗仁接手的也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局面。原国库里的全部银元、黄金、美钞，早已被蒋介石密令运往台湾。为了维持军政开支，李宗仁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从台湾运回一部分银元、金钞备用，但负保存责任的陈诚奉蒋介石的暗示，竟充耳不闻。这样，李宗仁主持的国民政府便大量印发已经一文不值的金元券，致使币价贬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场完全崩溃。
面对这种情况，李宗仁在南京与黄绍竑、黄旭初等会晤，认为当前的处境，主要是溪口操纵、广州背弃、府院分裂，致使一筹莫展。1949年2月8日、12日，他两次派人前往广州，劝说行政院返回南京办公，均未收效。14日，李宗仁命令内阁回京，孙科称病不应。同日，他派出一个“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北平，试探中共方面的反应。20日，李宗仁突飞广州，与孙科等人就“和谈”问题交换意见，达成了妥协。28日，孙科回到南京。
这时，李宗仁又打算“致力促蒋出国”。在这之前，张治中与司徒雷登在南京有过多次接触。他们都感到“蒋在溪口操纵一切，实为南京政府进行和谈的障碍”，主张“劝蒋出国一行，以便李宗仁得以集中政府权力，推行其企求和平的政策”。后来，张治中和李宗仁商讨过此事，都表示同意。因此，3月3日，张治中、吴忠信乘飞机抵奉化，来到溪口。蒋介石同他们寒暄几句后，就气急败坏地说：“你们是来劝我出国的，报纸已经登出来了。他们迫我下野是可以的，要迫我亡命就不可以。下野后，我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这里是我的家乡！”
宗仁看到促蒋出国不成，便着手改组内阁。正好这时，孙科因“蓝妮案”问题提出辞职。他便与白崇禧等商讨 后，推举何应钦为行政院长组阁。何应钦于23日就职，24日召集行政院政务会议，重新指定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李蒸、章士钊、刘斐等为和谈代表，并推张治中为首席代表，成立代表团。行前李宗仁指示代表团要坚持就地停战，解放军不渡江，不追究战争责任（即不要惩办战犯）等要求。4月1日，代表团飞抵北平，住在六国饭店。当晚，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设宴招待。随后，张治中等一面与李济深等接触，一面与林伯渠、叶剑英、聂荣臻、李维汉等联系及访谈，主要就战犯问题和渡江问题，一再交换意见。但李宗仁还希望解放军不渡江，让南京政府盘踞半壁江山，徐图后计。这样，不得不将正式和谈时间推延。直到13日晚九时，双方才在中南海勤政殿正式举行了第一次和谈会议。周恩来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黄绍竑将《协定》最后修改案带回南京后，李宗仁在备战和谈的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悲愤激昂的讲话。他告诉黄绍竑说：“你回北平告诉张文白（张治中），叫他向中共代表团力争，取消逮捕战犯这一条，我愿意以国民政府代总统的身份到北平去负荆请罪；内战罪责，由我一人承担，但不要再追究国民政府所属的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过。其他各条款，我们都愿承认，并认真执行。”但当时白崇禧已作出“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的决定。这对李宗仁又是一个制约，使其拒绝在《协定》上签字。
4月20日午夜，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的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最后期已经到了。21日，中国人民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合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出，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李宗仁政府愿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可以再给一次机会。但李宗仁选择在22日会同白崇禧等飞往杭州，与幕后操纵局势的蒋介石会晤。 [1]行前，他与白崇禧商议，要同蒋介石“摊牌”：“在中共大军渡江以后，蒋、李只能择一负责领导政府，要么蒋复职，李出洋；要么蒋出国，让李拥有指挥政府的全部权力。”可李宗仁一到杭州，蒋介石就拿出一份电稿说：“这是一份通电，准备由我们两人联名发出，声明共 产党毫无诚意，和谈已经破裂，中国国民党政府昭告内外，将继续作战到底。”他不料蒋介石有此一手，就转弯抹角地说：“我是为和谈而来的，如果继续作战，最好还是总裁复职。”蒋介石注意到美国人的态度，无意复职，便拍着李宗仁的肩膀说：“和谈由你负责，战争也你负责。请你免为其难，毋萌退志。”李宗仁无可奈何，只能飞回南京。
李宗仁返抵南京的当晚，城里已经是一片败退景象。他想到屡屡遭到蒋介石的暗算，不觉百感丛生，即与左右亲信商议，决定同蒋介石分道扬镳，各行其是。第二天，他乘“追云”号专机飞往桂林后，接连数晚，与广西军政要员聚于私邸谈论时局。他们认为，失败已经注定。蒋介石必然凭藉优势的海空军，退保台湾一隅。到那时，自己在大陆全部溃败，恐怕想进入台湾谋一枝之栖也不可能。一些军政头目联名向李宗仁提出：“广西省内尚和平稳定，桂籍军队亦尚有二三十万人，据险而守，与中共作有条件的和谈。” [46]李宗仁也认为“仗是不能打了，非和不可”，想请广西民主人士李任仁到北平为他斡旋，争取“重开和谈”。 然而，李宗仁要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必须得到白崇禧的支持。4月18日，他派程思远专程去武汉，接白崇禧到桂林商事。白崇禧一见程思远，就指责李宗仁“庸而好自用”，一误再误，“是一个扶不起来的人”，经程思远苦劝，才同意回桂林。但“CC系”的一些死硬分子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想方设法利用白崇禧来约束李宗仁，使其成了分道扬镳的阻力。由于阎锡山等一再调解，蒋介石也作了不再干政的表示，加之白崇禧等人的压力，李宗仁被迫前往广州。5月21日，他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重申“戡乱”到底的决心，号召“反共到底”，在政治上又一次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在军事上，提出把汤恩伯部调往大庾岭一线，与解放军决战的部署。结果，5月底上海解放，8月长沙起义，解放军通往广州的大门已经打开。 [46]而蒋介石并不兑现此前的许诺，反而于7月成立了以自己为主席的“非常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并瓦解了李宗仁之前的粤桂合作计划。这使李宗仁无法忍受，蒋李关系更加紧张。
这时，美国政府又乘虚而入。4月20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克拉克专程飞往桂林，希望李宗仁与蒋介石分清泾渭，独树一帜。李宗仁到广州后，克拉克又对他说：“美国政府非常奇怪，为什么在中国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再没有别的有政治影响的组织，如果有一种第三势力存在，美国必乐于出面援助！”他鼓励李宗仁出面组织所谓“第三势力”。李宗仁碍于自己代总统的地位，不好出面，便在幕后策动前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组织了一个所谓“自由民主大同盟”。但这个组织很快就做鸟兽散了。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国民党残余势力败退到重庆，蒋介石加紧进行复任总统的活动，派人说服李宗仁参加“劝进”，李宗仁称蒋介石“欺人太甚”，坚决拒绝，并以出巡为名离开重庆。这时，白崇禧所指挥的华中部队也在解放军的攻势下彻底溃败，李宗仁在政治上赖以生存的条件就随之而消失。11月20日上午，李宗仁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当天就住进太和医院休养。此后，他又拒绝蒋介石多次派来的说客，于12月5日由香港飞往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医院医治胃溃疡（动手术后将胃切去四分之三），并试图争取美援。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职”，并电促李宗仁早日返台“辅政”。李宗仁虽在纽约公开指责蒋介石复职为“违宪”，但受形势所迫，不得不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盎格鲁林镇定居。从此，开始了他为期十六年的漫长的流亡生活。
1954年3月10日，在台北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罢免了李宗仁的副总统职位。 同年，李宗仁准备以“中国国民党复兴委员会”的名义，在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推动第三势力运动，但遭遇失败。
1955年4月，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团出席会议，并在八国代表团总联席会议上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声明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李宗仁在报上看到声明后认为，周恩来的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凡属爱国之士，均应竭诚拥护，并为促其实现而共同努力。同年8月，李宗仁在美国公开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该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美国政府是没有权利来干涉的。”这是自1949年以来，李宗仁在政治立场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1960年，李宗仁写信给刚当选美国总统的约翰·肯尼迪，希望他转变对华政策，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奠定东亚和平。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发生，他发表《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一文，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谴责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政府的侵略和美国的反华活动。1963年，李宗仁在接见意大利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时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在1962年完成的《李宗仁回忆录》中，李宗仁对自己戎马生涯、宦海浮沉三十多年的历史进行了反思，未泯的理想和爱国之情使他终于作出了正确选择。
这一时期，长期作为李宗仁智囊的程思远，先后从香港五上北京，晋谒周恩来，为李宗仁的回归进行准备。在这期间，李宗仁通过程思远的往来，加深了对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了解，叶落归根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1963年5月14日，李宗仁遵照周恩来的安排，离美赴欧旅游。当他从纽约机场一上飞机，联邦调查局的两名高级侦探就跟踪上了。但在四个多月的旅游期间，两名侦探始终没有发现李宗仁任何可疑行动。于是在到了苏黎世后，这两名侦探便跑到日内瓦寻欢作乐了。这时，程思远赶来与李宗仁会晤，传达了周恩来对他的问候和“四可”的意见：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再回去，如果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李宗仁听完就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12月22日，他如期返回美国。
正当中国国内为李宗仁回国积极筹划之际，李宗仁于1964年2月在美国一家报纸发表了误解中国外交政策的文章，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不良反响。这显然与中国所要求的摆脱“四种关系”的原则相违背，为此，中央政府不得不对李宗仁归来的安排延迟考虑，待这一风波平静后再做打算。
1965年2月3日，在获得李宗仁决意归来的确切消息后，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应欢迎李宗仁回国，去年向美报投书问题，无关大局，不加批评，因为其已自己认错了。” 3月间，周恩来根据国内外形势，认为李宗仁回归的时机已经成熟。6月13日，李宗仁再次离美飞欧。7月12日下午两点，李宗仁与夫人郭德洁以及程思远搭乘道格拉斯式客机飞离苏黎世。当晚，蒋介石密令台当局驻巴基斯坦卡拉奇的特务机构，要暗杀李宗仁一行。这时，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也收到了从北京发出的急电，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指令：要万无一失地保证李宗仁一行的生命安全。13日凌晨，李宗仁所乘坐的道格拉斯式客机在卡拉奇国际机场刚一降落，一辆巴基斯坦保安部的警车，立即把他们接到了中国大使馆。蒋介石的暗杀阴谋破产。
7月18日上午8时，李宗仁一行乘飞机从卡拉奇抵达广州白云机场，受到时任中共中南局书记陶铸、广东省省长陈郁等党政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在用完早餐后，李宗仁等又于11时飞抵上海虹桥机场，受到周恩来、陈毅和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及市长曹荻秋等人的欢迎。20日上午11时，李宗仁一行乘飞机到达北京首都机场。在机场，周恩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及国民党起义将领、当年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等100多人到机场欢迎李宗仁夫妇。 [18]李宗仁深受感动，举起帽子频频向人群挥动。 李宗仁一下飞机，就宣读了自己的声明：“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深冀我留台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大义……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 [46]同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隆重设宴欢迎李宗仁夫妇。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并建议李宗仁“到祖国的各地看一看”。31日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副主席董必武和夫人何莲芝、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并宴请李宗仁夫妇。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以及各界人士也都分别举行宴会，对李宗仁的归来，给予了隆重而热烈的欢迎。
李宗仁归国后，首先和郭德洁、程思远等到东北参观访问。9月26日，他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说明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称今后“深愿在党领导之下，与全国人民一道，为爱国反帝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在这次招待会上，李宗仁答话妙语连珠，诙谐横生，被港澳记者称赞为“对付记者的能手”。12月2日中午，李宗仁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对他从海外归来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和亲切关怀，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表示谢忱。周恩来、朱德、彭真、贺龙、程潜、叶剑英、徐冰、蔡廷锴、李四光、傅作义、许德珩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1966年1月7日，李宗仁、郭德洁在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的陪同下，和程思远夫妇、旧友刘仲容夫妇同机起飞，到广东和广西参观访问。3月21日，郭德洁因病去世。5月，李宗仁前往华北参观。同年“文革”开始后，有关单位的群众要到李宗仁家中批斗。周恩来得知后，亲自安排，把李宗仁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保护了起来。10月1日国庆节之际，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应邀参加国庆典礼的李宗仁，特意热情地与他握手。毛泽东对李宗仁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随后请李宗仁到休息室去吃茶。在休息室，二人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
李宗仁晚年在美国时已患肺气肿，经常患感冒发烧住院。1968年4月，他因患肺炎住进了医院，经治疗病情好转后又回到家里休养。同年8月以后，他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经检查发现患有十二指肠癌。9月30日，李宗仁扶病参加了周恩来举行的国宴，但回家后即感身体难以支持。这次出席，成了他有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政治活动。
1969年1月下旬，李宗仁病重。周恩来得知后批示：“要尽一切可能抢救。”同月30日，李宗仁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当夜12时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